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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陽文物考古述略

時間:2018-11-09 16:55:29 來源:固原博物館館刊2012 作者:楊寧國 瀏覽量:1741

  一

  彭陽縣地處寧夏回族自治區東南部,六盤山東麓,1983年從固原縣析置。這里3萬年就有舊石器時代人類在沿紅、茹河流域繁衍生息,創造了燦爛的遠古文明,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建縣二十多年來,彭陽的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截止目前,館藏文物近4000件,其中國家一級文物9件,二、三級文物827件。經調查發現各類古文化遺存294處,公布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1處、自治區級文物保護單位13處、縣級文物保護單位64處,居寧夏之首。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彭陽縣域政治、經濟、文化、宗教、軍事、風俗及其社會生活的歷史形態和發展變遷,凸顯了自身的鮮明風格和濃郁的區域特征,為研究中華遠古文化的多元性提供了實物依據。

  2002年、200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兩次組織專家在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領域資深專家黃蔚文的帶領下,到彭陽進行實地考察,在茹河流域的嶺兒、劉河等地發現了舊石器時代遺址4處、湖泊遺址1處。調查中采集到古人類石制品80余件,主要有尖狀器、刮削器、雕刻器、石片、石核等類型,石料為燧石、灰石巖和石英巖。由于舊石器時代人類生活方式的一致性決定了材料的可對比性,發現的哺乳動物化石較少,其年代結論主要建立在巖性分析和層位對比上面。因此,依據斷崖地層和暴露出的石制品、地質地層分析確定該遺址屬舊石器時代晚期,地質年代大約與寧夏靈武水洞溝舊石器時代遺址相同,距今2.7——3.2萬年。嶺兒、劉河舊石器時代遺址的發現,填補了寧夏南部舊石器時代考古的空白,將固原有人類活動的歷史前推了2萬年左右[1],說明寧夏南部是我國早期人類活動的區域之一。

  1984年,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政府遵照國務院相關規定,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地對全區古文化遺址進行系統地調查,當時稱為文物普查。就彭陽新石器考古文化而言,征集到了一批珍貴的文物,主要有彩陶罐、陶缽、陶盆、陶鬲、陶壺、陶杯以及石斧、石刀、石磨盤、玉璧、玉圍圈等。發現90多處主要的文化遺址,著名的有店洼打石溝、新集海子、劉莊、上蔡等遺址[2]。這些遺址大多發現于川、塬、坡地及河谷二級臺地上,這里依山傍水、避風向陽、土地肥沃,易于發展農業生產,居民已經過著比較穩定的定居生活。為研究彭陽新石器時代文化序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88年5月,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對彭陽縣打石溝、劉莊、海子等新石器時代遺址進行了實地調查[3],其目的是了解與海原“菜園遺存”相類似的文化在寧夏南部山區的分布范圍和流源。打石溝遺址現存面積7萬平方米,文化層1—2米。調查中發現房址2處,地面和墻壁均抹草拌泥、白灰層用于防潮。遺址周圍分布大量的灰坑、灶坑、陶器、石器等;陶器均采用泥條盤筑法手工制做,器物多為泥質橙紅陶,紋飾以籃紋、麥粒狀豎繩紋、附堆加紋和素面為主。其時代屬馬家窯文化“店河——菜園遺存”中期;劉莊遺址現存面積200平方米,文化層1—2.5米。調查中發現一座頂、壁、地面都完整保存的窯洞式房址,屋頂呈拱形、現存厚度1.2米,最高處離居住面2.4米,屋頂弧形下延與墻壁吻接。墻壁及居住面從上到下先抹一層厚0.2厘米草拌泥,再抹一層白灰層,厚0.15—0.8厘米,表面平整光滑。該窯洞式房址是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窯洞式房址之一。遺址表面散布大量的紅、灰加砂陶片和少量的石器等,紋飾以籃紋、繩紋、素面為主。其時代同屬于馬家窯文化“店河——菜園遺存”中期;海子遺址現存面積4000平方米,文化層1—2.5米。調查中發現遺址分居住區和墓葬區,相距40米。采集到的遺物非常豐富,陶器有雙耳罐、長頸單耳罐、小口甕、單耳陶鬲等,制做方法仍沿用泥條盤筑法,但有些器壁明顯地出現了輪修的旋線,紋飾以籃紋占主導地位。石器有磨制精細的石斧、穿孔石刀、石棒、石鑿等,還有少量的骨器。時代屬新石器時代晚期“齊家文化”。

  盡管彭陽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沒有經過科學系統地考古發掘,給我們認識其文化屬性帶來不便,但通過大量地實地調查,較為系統地梳理出彭陽新石器時代發展的脈絡[4]。城陽鄉溝圈出土的細泥紅陶缽、陶罐屬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7000多年,這也是彭陽目前發現最早的新石器時代實物資料,仰韶文化除隆德頁河子遺址發現外,其他地區均未發現,仰韶文化在固原地區沒有得到充分地發展,而是先后為馬家窯系統文化和齊家文化所取代。在所發現的文物遺存中店洼打石溝、新集劉莊、羅洼石溝、馮莊小寺、王洼馱水溝、城陽陳溝、紅河上王等等屬馬家窯文化“店河——菜園遺存”中晚期遺址。墓葬形制以豎穴土坑、豎穴土洞為主,多為單身屈肢葬。陶器以中等體量的小口罐、單耳罐、雙耳罐最多,均為平底器。制法是泥條盤筑法,未見慢輪修整。以夾砂陶居多,且以籃紋為主要紋飾。居室為半地穴式窯洞為主,這種四壁下部基本垂直、上部呈內收勢,逐步起弧形,頂部呈穹隆形結構形式,居室面均涂抹“白灰面”,并經過打磨、平整、光潔、堅硬。這種因地鑿穴,技術簡便,堅固耐久,結構棲架高、空間大、通風、采光、封閉安全、防寒避暑的原始窯洞居址的發現,是新集劉莊遺址考古調查中的重要收獲。其文化屬性通過與毗鄰地區新石器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常山下遺址下層為代表遺存的諸多文化要素進行比較分析,彭陽新石器時代遺址屬馬家窯文化“店河——菜園遺存”,但與馬家窯文化屬文化傳統迥然有別的兩個考古學文化體系,是一支農牧并重、崇尚儉樸、盛行籃紋素陶的土著文化,以清水河、涇河、茹河上游為分布中心,是從當地遠古文化中發展成熟,又從中孕育出齊家文化的主體,應當是齊家文化的前身,同時在其發展過程中,明顯受到其東部客省莊二期文化的巨大影響,從而產生了菜園類型所缺少的鬲、斝、盉等三足器新的文化因素。齊家文化遺存以新集海子遺址為代表在彭陽分布更為廣泛。有的地方遺址分布很密集,幾乎和現在的村落一樣,這是由于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氏族組織進一步繁榮,人口比以前有了很大增加的緣故。由于這時的居民已經過著比較穩定的農業定居生活,從而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遺存,除生產工具和日常生活用陶器外,還有房址、陶窯、儲藏谷物用的窖穴和氏族公共墓地等。石制的生產工具磨制的比以前更加精細適用,陶器主要以高領折肩罐、夾砂深腹罐、雙大耳罐、鬲、碗、盤、豆等為典型,顏色以桔黃、桔紅色為主,磨光和素面多常見,有少量的籃紋、麥粒狀繩紋等。開始采用慢輪修整方法制做少量的陶器,使器物器壁厚薄均勻一致,美觀大方。陶鬲,是當時一種典型的炊煮用具,上部似罐,下部有三只空心錐狀足,這樣既可以是陶鬲放置穩固,又可以增加鬲的容積,增大于火接觸的面積,加快炊煮的過程。隨著經濟生活的提高,人們的精神生活也豐富起來,用于束發的骨簪以及可以佩戴的骨串珠、綠松石等飾品大量發現。

  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促進了財富的增多和私有制的發展,加劇了貧富分化和階級的產生。原始社會晚期居民,改變了以前以母系為血緣紐帶的氏族制度,變成以父系為血緣紐帶,齊家文化的墓葬,隨葬品的多寡懸殊十分突出,有的隨葬幾十件各類陶器和玉璧、玉鏟、玉錛、玉圍圈等精致的禮器,有的只隨葬少量的陶器和石器。這表明此時同一氏族成員,生前占有生活用品的多寡以有了很大的差別,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的現象已經發生,隨著這種差別的不斷擴大,氏族的財富日益集中在氏族酋長及顯貴的手中,原始社會就在這種分化中逐步趨于瓦解。

  二

  先秦時期,彭陽為強大地游牧民族義渠戎居住地。史書記載,西周的統治勢力和文化未逾隴山(六盤山)到達固原、彭陽一帶。1981年,固原中河鄉孫家莊發現西周墓葬一座[5],墓中不僅出土了銅簋、銅鼎等中國傳統器物,而且出土了車軸、當盧、馬銜等車馬飾件和裝飾品。但這是件孤例,在學術界很長時間未引起關注。彭陽在1984年文物普查過程中,在新集鄉馬旺堡發現西周早期陶鬲[6]和兵器青銅戈,盡管未考古發掘,缺乏地層資料,但至少提供了一條重要信息,西周文化確實波及此地,為證明周文化逾越隴山和周統治勢力波及固原提供了又一旁證。

  春秋戰國時期,彭陽處在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農耕文化的交匯地帶,存在著發達的青銅文化。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彭陽青銅文化分布地點大量地被發現、清理和發掘。在沿戰國秦長城(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南北兩側地區廣泛分布春秋戰國時期的墓葬,出土了大量的“北方系青銅器”,以其豐富內涵,獨特風格成為本區域北方系青銅文化的一個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成為研究“北方系青銅文化”不可忽視的區域之一。長城北部分布有白陽鎮的白岔、中莊;草廟鄉的張街、米塬、馬洼;王洼鎮的趙溝;羅洼鄉的郭陽洼;交岔鄉的莧麻。長城以南分布有白陽鎮的趙溝;古城鎮的王大戶、鄭莊、鹼溝門、羊方;新集鄉的白草洼、白林、謝寨等。經過科學發掘的有張街、王大戶、中莊3處。根據墓葬的形制、出土器物的組合等分析,這些墓葬的時代基本處于春秋晚期至戰國中晚期。

  1983年,在紅河鄉出土“二十七年晉”銘文戈[7],長21、援長13、內長8厘米,援的斷面呈菱形,中部起脊,內上有一穿及透雕紋飾,戈為長胡三穿。胡部陰刻銘文“七年,晉上(尚)容大夫”,“七年”為魏安厘王二十七年,為戰國晚期。1984年,新集鄉白林村發現一座墓葬[8],豎穴土坑,無葬具,葬式為仰身直肢,頭向東,足高頭低。出土器物17件,有兵器銅矛,車馬飾件和裝飾品虎噬羊紋牌飾、鳥紋牌飾等。其中虎噬羊牌飾最為精美,虎作佇立狀,長頸細腰,尾巴下垂,通體肌肉突起,表面磨光鍍錫,怒目圓睜,居口張開,銜一只曲體小羊,羊作奔躍掙扎狀;1987年,草廟鄉張街村發現墓葬[9],出土器物160件,有兵器戈、鐓,生產工具鶴嘴斧、錛,裝飾品人駝紋銅扣飾、羚羊牌飾等;1988年,交岔鄉官臺村發現一座墓葬[10],為豎穴土坑墓,殉葬牛羊馬頭骨。出土青銅器、骨器30多件,有兵器戈、矛、銅柄鐵劍,車馬飾件和馬鑣、懸舌、飾件等骨器;1991年,原劉塬鄉劉塬村發現一墓葬[11],為豎穴土坑墓,距地表4米,有牛、羊、馬頭骨同時伴出,出土青銅器58件,有生產工具錛、刀,兵器短劍、矛、鏃等,車馬飾件鈴、馬銜、節約、當盧等,裝飾品鹿形飾、帶扣等;1992年,交岔鄉莧麻村出土青銅器72件[12],有生產工具錛、鶴嘴斧、錐,兵器短劍、矛、鏃,車馬飾件馬鑣、當盧、節約、車軸飾等。同年[13],原崾蜆鄉白岔村、古城鄉店洼村分別出土青銅器14件、25件,有兵器戈、鐓,車馬飾件鈴、車轅飾、馬銜等;1993年,原溝口鄉白草洼發現一墓葬[14],出土器物17件,有兵器矛,生產工具鶴嘴斧,車馬飾件桿頭飾件、車轅飾等;1998年、2007年、2008年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別在草廟鄉張街村[15]、古城鎮王大戶村白陽鎮中莊村[16]進行全面的鉆探和發掘,共發掘墓葬16座,出土器物上千件,有兵器戈、矛、銅柄鐵劍、銅劍,生產工具鑿、錛,車馬飾件當盧、鈴,裝飾品虎形牌飾、鹿牌飾、變形鳥形飾等。

  彭陽發現的青銅文化墓葬,無論是經過科學系統地發掘還是零星清理,其墓葬形制均為豎穴土坑墓和豎穴土洞墓,洞室底一頭高,一頭底,呈斜坡狀,這是春秋戰國時期流行于本地區獨有的墓葬形制,興起于西北黃土高原,其主要依據是模仿墓主人生前所居的窯洞形式營造的,墓室中有30度的斜坡。墓室中陪葬大量食草動物馬、牛、羊骨,動物的骨骼并不是全體,而是選用頭骨做為代表,有時配有蹄骨,每墓從幾具到幾十具不等,最多達50多具。葬式為仰身直肢,頭低足高。墓主人且頭的方向朝東(個別有朝東)的特點,也就是太陽升起的地方,是否是民族學資料中所反映出的出土的他們有崇尚日月的信仰?出土的器物呈現出濃郁的地方特征,主要以青銅器為主,其余為骨器、玉器、鐵器、陶器、石器等。有些器物具有鮮明的地方性,在北方其它地區所鮮見,典型代表有銅柄鐵劍、雙直棍馬銜、銅鈴、鹿形牌飾等。特別是銅柄鐵劍出土,將銅鐵融為一體,說明當時的戎民族已經掌握了先進鑄造工藝。根據對王大戶人骨的研究,人體的主要特征性指數屬北亞蒙古人種的范圍之內,與新石器時代的人群體質學特征完全不同,具有東亞蒙古人種的特點。生活在彭陽的戎民族與周圍其他民族進一步擴大,特別是與毗鄰的鄂爾多斯高原和東臨的秦國和中原地區,因隨著人類社會不斷進步發展,交往通道逐步暢達,交流范圍不斷擴大。所以這里出土的青銅文化不僅受到來自鄂爾多斯青銅文化的影響,與之形成了文化上的交融對流發展,而且也汲取了來自東部秦國及中原華夏族的文化因素。幾種文化因素在這里形成了一個交匯地帶,呈現出了聚合與交融的現象[17]。

  盡管墓地的時代和人種等都得到了較為準確地斷代和鑒定,但在春秋戰國時期,六盤山周圍的廣大地區是西戎民族活動的主要區域之一,而圍繞固原、彭陽一帶主要生活的是義渠戎和烏氏戎,那么,王大戶墓地到底埋藏著西戎族的哪一支?自今困惑著考古工作者和文史學者。張街、中莊、王大戶墓地盡管經過了科學地發掘,積累了大量田野考古資料。令人遺憾的是至今尚未在本區域內尚沒有發現過春秋戰國時期北方民族活動過的生活居址,以考古遺存來說,最能反映人類生活動習性的莫過于人類廢棄的遺址,這對我們認識和確定民族的屬性帶來了極大地困難和挑戰。只有通過簡略地文史資料,墓葬的形制、出土器物的組合來大致模擬當時民族生活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生存環境等。

  依據《史記•匈奴列傳》、《史記•正義 》、《后漢書•西羌傳》的記載,并參照清代學者王國維《觀堂林集•鬼方昆夷獫狁考》和梁啟超《飲冰室全集•史記匈奴列傳名義考》等前人研究考證表明,東周(春秋戰國)時期活動在我國西北方的主體民族是西戎族。最初他們生活于青海河西走廊一帶,自商開始向東遷移,翻越隴山(六盤山)而居。春秋戰國時期,秦國因商鞅變法而異軍突起,軍事實力日益強大,對居于西北的戎族進行大規模的長期攻伐,使其活動區域不斷縮小。到戰國中晚期,殘存有義渠、大荔、烏氏等少數戎族部落,以義渠戎最為強大。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宣太后詐殺義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于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并“筑長城以據胡”,從此強大的義渠戎國被秦所滅,固原、彭陽一帶納入秦北地郡的管轄范圍。東西橫桓于彭陽中部長城遺址[18]就是這個時期修建的,全長為62公里,200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三

  戰國晚期,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滅義渠戎國,在今古城、新集一帶肇置朝那縣,彭陽已正式納入中原王朝的版圖,社會經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2009年7月,為配合西氣東輸二線工程,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彭陽縣文物管理所聯合對新集鄉小河灣遺址,進行了為期5個月的考古調查和發掘[19],初步表明,該地點是一處規模較大的戰國中晚期至西漢中期重要的聚落遺址,面積約50萬平方米。經過小面積的發掘,發現了多處遺跡,其中包括房址、壕溝、道路、水井、陶窯、灰坑和4座墓葬等。出土器物以陶器為主,主要有袋狀鏟足分檔鬲、平檔鬲、甕、釜、罐、盆以及建筑材料云紋瓦當、繩紋大板瓦等;鐵器主要以生產工具為主,有鐵鍤、犁鏵、斧、削等。11月26日,國家文物局組織專家對遺址進行了考察、論證,小河灣遺址是目前國內發現的為數不多的保存較好的大遺址。由于該遺址的規模和豐富的遺跡、遺物的發現,以及遺址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對今后研究戰國至漢代王國制向郡縣制的轉變和寧夏彭陽秦漢時期的縣置狀況,探尋該地區秦戎文化面貌以及秦文化與西戎文化、北方草原文化的關系等方面都將提供珍貴的線索。出土的袋狀鏟足分襠鬲及方形、長方形坑和較多動物碎骨等文物與西戎文化有一定關系,但該遺址秦文化的特征較為明顯,如秦式釜、平襠鬲、罐、盆等陶器,鐵制的各種生產、生活工具等均是秦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是否暗示著小河灣遺址為秦人居住遺址。同時依據文獻分析,其極有可能是西漢時期正式建立朝那縣前的過渡聚落遺址—朝那邑(塞),因為這一區域同樣具備承載一個秦漢縣級建制的地理優勢。

  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全國,其建置承襲前制,彭陽時屬北地郡朝那縣。秦始皇為了加強和神化皇權,確立了一套與皇帝地位相適應的祭典制度,將名山大川作為典故,擇時進行祭祀。位于古城鎮海口村北6公里處的東海子水庫就是秦漢時期在西北地區設立的國家級祭祀場所,即朝那湫祠遺址[20]。這里四面環山,庫容面積373萬立方米,目前已淤面積40萬立方米,流域面積約10平方公里,水面寬約一里,長三里,面積約1600畝。水庫東南有一小山丘,高約50米,即“湫東岡阜上直祠設像”之地,今已辟為農田,面積約50畝,文化層厚度1--2米,分布和散落著秦漢至明清各個時期的磚塊和瓦片。2007年11月,在這些磚瓦堆積層中,發現殘碑一方,僅存“□那之湫”等十余字,該殘碑的發現,為東海子是秦漢時期朝那湫淵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西漢元鼎三年(前114年),漢武帝將原屬北地郡的一部分設安定郡,郡治今固原,領高平、朝那等21縣,朝那縣治今古城鎮。現遺存朝那古城址一座[21],保存較好,平面呈長方體,東西長682米,南北寬480米,占地面積32.7萬平方米。城墻殘高2--13米,基寬14米,夯土層14--20厘米。沿城墻外四周辟有深3、寬20米的護城壕。1985年被公布為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古城區出土了大量的遺物,如朝那銘文鼎,1979年出土,素面,高23、口徑17.5、耳高7、腹徑23.5、足高9.2厘米,子母口,方形附耳,鼓腹圜底,三蹄形足,腹部飾凸棱一周。鼎身刻有銘文三段:“第廿九、五年,朝那,容二斗二升,重十二斤四兩”;“今,二斗一升,烏氏”;“今二斗一升,十一斤十五兩”。錯金銀銅羊,1974年出土,通長8.5、高6.2、寬6.4厘米,重665克。一公羊前肢后屈,后肢前屈左平臥回首狀。用細如絲發的金銀線鑲嵌羊身,如同毛狀花紋,金光銀彩交相呼映,顯得生氣勃勃。同時出土具有秦漢建筑特點的繩紋大板瓦、小筒瓦、卷云紋半瓦當,陶水管等。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縣境內發掘和清理了多處兩漢時期的墓葬,且集中分布在沿紅、茹河南北兩岸的山坡地帶。古城北山漢墓群,分布面積10萬平方米,現存墓冢9座。1983年固原縣文物站與寧夏博物館聯合發掘1座墓葬[22]。墓葬形制為斜坡墓道的磚砌多室墓,由封土、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和耳室組成。出土器物主要有黃釉陶倉、綠釉陶井,陶狗、陶雞以及銅刀、骨管、五銖錢幣等。該墓為合葬墓,因被盜擾,葬式不明,為東漢早期。1997年10月,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工作站和縣文物站聯合由發掘清理墓葬3座,由于早年被盜,無出土器物,但墓葬的形制和1983年發掘的墓葬基本相同。從其墓葬的規模和出土的器物分析,此處應為貴族墓地,為確定漢朝那縣址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1989年城陽村溝圈村村民在修莊取土時發現墓葬4座[23],3座已被毀壞,1座保存較為完好。墓葬形制為券頂磚石墓,坐西向東,葬式不明,墓室長2.7、寬0.94、高1.7米。出土器物為泥質灰陶罐、壺、灶以及銅鏡等。1991年6月,在城陽鄉楊坪村河溝組搶救性清理墓葬一座[24],墓葬形制為土坑橫穴洞室墓,坐北面南,墓道局部被淤泥填塞,墓室長3、寬1、高1米。人骨及葬具腐朽,葬式不明。出土器物有泥質灰陶罐、壺、灶、甑等,銅釜、鐵劍以及五銖錢幣。根據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分析,該墓屬西漢早期。

  彭陽境內的漢墓,出土了眾多的精美文物,提供了豐富的考古學資料,除具有重要的考古價值外,所蘊藏的文化內涵實證了當時彭陽經濟、文化、風俗等社會發展狀況。彭陽兩漢墓葬中目前發現的西漢早期的墓葬較少,且隨葬器物大多為陶器以及少量的銅器、鐵器、錢幣等,反映出當時社會發展水平較為落后。此時,北方匈奴民族崛起,且日益強盛,與漢王朝分庭抗禮。特別是漢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單于率“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掠人民畜產甚多”,前鋒直指漢都長安 ,震驚朝野。更造成邊地生產力水平下降,人口下降,這在發現的西漢早期墓葬中表現更為明顯。到了西漢中晚至東漢早中期,彭陽發現的墓葬,結構主要為帶斜坡墓道或階梯形墓道的磚砌多室或單室墓,隨葬品以陶器為主,出現了較為豐富的釉陶,銅器等。反映出彭陽一代社會經濟發展穩定,人民安居樂業。除大型墓葬為,還發現數量較大的、形制結構較為簡陋的土洞墓和磚石墓,隨葬品貧乏,主要為簡單的陶質生活明器和為數不多的銅錢幣等,這些墓葬代表了下層百姓的生活狀況。

  四

  北朝、隋唐時期,彭陽的文物與考古在寧夏占有重要位置。境內出土具有極高文物考古價值兩方墓志,但墓葬形制遭到嚴重破壞,給認識研究當時墓葬的形制、葬俗帶來不便。1984年對新集鄉石洼北魏墓和2010年對新集鄉海子塬北魏墓的科學考古發掘,基本上解決了這一問題,極大地豐富了本地北朝時期的考古學文化。

  1964年在今白陽鎮姚河村發現的“北魏員標墓志磚”開固原北朝考古之先河[25]。墓葬形制破壞,僅存墓志一方,該墓志磚呈長方形,長36、寬16.5、厚6厘米,銘文豎寫陰刻,共7行116字,題為“兗岐涇三州刺史新安子員世墓志銘”,志文簡略的記載了員標的籍貫、家世和生平事跡,落款為“大魏景明三年歲次壬午”,景明三年即公元502年。該墓志是我國出土的時代較早的墓志之一,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同時也是不可多得的書法上品,是我國書法藝術從篆隸向行楷轉化過程中,魏書形成中的標準魏體銘刻。

  2001年,在新集鄉姚河村出土一方墓志[26],灰砂巖石質,上方為圓弧形,下為方形,帶一覆蓮形底座,高36、寬27.5厘米。圓形碑額正中豎刻篆書“墓表”二字,正面隸書陰刻志文,共8行72字。志文為“秦故領民酋大功門將、襲爵興晉王司州西川,梁阿廣以建元十六年三月十日丙午終,以其年七月歲在庚辰廿二日丁酉,葬于安定西北小廬川大墓塋內,壬去所居青巖川南卅里”。據表文內容可知,這塊墓志制作于十六國時期的前秦政權建元十六年,即公元380年。這是寧夏目前境內出土時代最早的墓志,具有較高的文物考古價值。

  1984年3月,寧夏固原博物館對新集鄉石洼組的北魏墓[27]進行了發掘,墓葬2座,均坐北面南,兩墓封土東西相距8米。其中一座保存較為良好,全長44.76米,由封土、墓道、過洞、天井、甬道和墓室六部分組成。封土之下發現兩座土筑房屋模型。墓葬中出土了一定數量的隨葬品,其中以陶俑為大宗,有100多件,另有陶質狗、牛、雞等畜禽和陶質倉、灶、磨、牛車等模型,以及陶盆、罐、缽等日用陶器150多件。引人注目的是發現于封土堆下的兩座土筑房屋模型,皆為長方形。其中一座模型僅剔出略有傾斜、前高后低的瓦壟,放置在過洞上方與地面平行處,意為模擬門樓。另一座模型為夯土筑成長方形后剔成房屋模型,長4.84、寬2.9米,頂部為兩面坡式,有前低后高的瓦壟,屋脊仿磚砌,中央略低,兩邊略有翹起,兩端置鴟尾。正面刻出門和直欞窗,門在中部,左扇關閉,右扇半開。整個房屋正面及頂部涂成白色,門窗和椽頭涂成朱紅色。兩個房屋模型之間由第二個天井連接,這種組合恰好似一完整的院落。依據漢魏隋唐墓多仿墓主人生前居所的考古定論推測,該墓葬不失有仿墓主人生前所居的完備形式,使其成為死者靈魂享有生前飲食起居的意義。這一出土開同期考古發現的先河,在全國尚屬首例。數量眾多的陶俑出土,是該墓的又一大特征,種類有武士俑、風帽俑、文吏俑、樂俑、侍女俑、甲騎具裝俑等。在組合中延續了十六國晚期直至西晉陶俑的形式,以牛車為中心隨葬甲騎具裝俑、武士俑、風帽俑、文吏俑、樂俑、侍女俑的出行儀仗群,其中甲騎具裝俑是反映了十六國以來的新因素[28]。

  2010年7月,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陽縣文物管理所在新集鄉姚河村海子塬發現北朝、隋唐墓地,面積月10萬平方米。其中北魏墓葬1座,規模較小,墓葬形制為豎穴土洞“橫室”墓,平面形狀呈鏟狀。由墓道、墓室構成,墓葬全長4.60米。棺木南北向置于墓室西部,棺木朽蝕,但輪廓清晰,棺形狀平面呈梯形。仰身直肢葬式,頭向南,面朝上,左手置于腹部,兩手各持1枚波斯銀幣。出土遺物較少,有陶壺、燈碗和陶缽銅帶飾、薩珊俾路斯銀幣、棺釘等。其中,出土薩珊俾路斯銀幣 2枚,圓形略殘,仿制,直徑2.6厘米,重3.7克。正面因打壓圖案較模糊,偏外側有一周斜菱形紋,中部為薩珊王側面頭像。王冠下有一周連珠紋裝飾,前有一新月,冠頂有翼狀物 起,再上部為一新月托圓球紋,超出斜菱形紋。肖像前自下而上半周銘文,是一種草寫的古波斯帕勒維文。背面的圖案與正面的圖案正好垂直,偏外側亦有一圈斜菱形紋,中央為拜火教祭壇,祭壇上有燃燒的三角形火焰紋,其左側為一五角星,右側為一新月。祭壇兩側立兩名抽象化的祭祀,相對呈拱手狀。祭祀的頭部和面部不清晰,雙腿和身軀圓圈紋構成。其右下亦有一行帕勒維銘文,應是鑄幣地點的縮寫。薩珊俾路斯銀幣在彭陽的出土,極大的豐富了研究絲綢之路的暢達及中西文化交流的資料。

  發掘清理隋唐時期墓葬21座,墓葬規模不大,多未經盜掘。大部分坐北朝南,方向130-150度之間。墓葬形制主要為豎穴土洞“橫室”墓、豎穴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墓室構成,少數有封門,墓葬長5—6米。葬俗以單人葬居多,合葬墓相對較少,其中合葬墓中雙人葬占絕大多數,還有一座三人合葬,似為二次遷葬。葬式以仰身直肢葬為主,少數則為側身屈肢葬;葬具均為木棺,棺用鐵釘釘合,其中有2座墓葬有棺槨。海子塬墓地出土遺物數量相對較少,器物以陶器、銅器為主,出土少量的瓷器、鐵器、銀器等。器形有陶罐、缽 ,銅帶扣、銅鏡2面,其中四神仁壽銘帶鏡,制作精美,以“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為主紋飾,外區一周銘文,銘辭是:“仙山并照,治水齊名,花朝采艷,月夜流明,龍盤五瑞,鸞舞雙情,傳聞仁壽,始驗銷兵”。同時出土少量的隋五銖、開元通寶、海貝、鐵刀、鋤頭等器物。

  海子塬隋唐墓雖規模不大,且屬于庶民墓地,但在彭陽尚屬首次發現,解決了彭陽考古文化序列中隋唐考古的缺環。同時,隋開皇三年(583年)廢長城郡,以縣屬原州,大業二年(606年)改長城縣為百泉縣,其故址位置大致在彭陽新集鄉姚河一帶,但確切位置至今未能找到。隋唐墓地的發現對尋找和確定隋唐“百泉縣”故址及其歷史沿革提供了新思路。

  佛教是經絲綢之路傳入我國的,東晉十六國時期佛教在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區域,十分興盛。當時的彭陽,先后由后趙、前秦、后秦、夏等政權統轄,佛教的傳播已比較普遍了。

  彭陽作為絲綢之路東段北道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佛教文化流入傳播的必經之地,留下了較多的佛教遺跡。常灣北魏摩崖造像[29]位于小岔鄉吊岔村常灣組南1公里處由西向東流的浦河支流,造像刻鑿于15米高的石崖處。共刻鑿造像7尊,“一”字擺開,分布面積約20平方米,均有拱形龕,居中造像較大,高0.3、寬0.25米,內容為一佛二菩薩,一供養人。一佛結跏趺坐于蓮花寶座上。高肉髻,身著交領袈裟,雙耳垂肩,雙手合十于腹部,兩眼微閉。兩旁為二脅侍菩薩,頭戴花冠,上著長衫,下著長裙,跣足而立。佛龕左下角雕刻一供養弟子,做單腿跪狀,左手扶膝,右手呈托盤狀。左側三尊中,一尊雕刻為柳葉形佛龕,高0.3、寬0.21米。佛結跏趺坐于蓮花座上,高肉髻,面相模糊,著袈裟,雙手置于腹部,掌心向上。兩尊雕刻三角形佛龕,高分別為0.17、0.22米,底寬分別為0.17、0.21米)。佛結跏趺坐于蓮花座上,面相模糊,著袈裟。右側雕刻兩拱形佛龕,高分別為0.24、0.16米,寬分別為0.16、0.13米。佛結跏趺坐于蓮花座上,高肉髻,著袈裟,雙手置于腹前,掌心向上。造像多處有題記,尚不清晰,從右至左可辨“貟顯進造、和平二年(461年)”,“弟子,三月廿九日,石佛圖造,”“弟子貟衛起,供養侍。”等字跡。1981年[30]和1985年[31]在新集、紅河鄉出土的兩批石刻雕像、金銅造像,其中一件落款“建明二年”的銘文造像碑,堪稱精品。這些造像或陳設在寺院,或作為家內供養的偶像,是佛教偶像崇拜的藝術獨創。其藝術風格一部分具有印度犍陀羅造像的特點,另一部分則具有北魏前期鮮卑化的褒衣博帶式的秀骨清相和后期漢化逐漸豐腴敦厚的特點,其形象、服飾變化明顯,反映佛教在彭陽的漢化過程。這些造像,通過工匠巧妙地布局,表達出整體時空概念,加上繁麗的雕飾和嫻熟的技法,形成了自己鮮明的地方特點。不僅證實了北朝時期佛教在本地的流行情況,而且也為我國佛教藝術增添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五

  宋元時期,彭陽地處宋和西夏交界地帶,中央政府對邊地的鎮戎、德順、環慶地區實行特殊的、以軍事為主要特征的軍政體制。即軍、城、寨、堡、關的一套體制。彭陽境內城、堡、寨、關以及與此相配套的軍事設施烽火臺分布廣泛。北宋以修筑城寨作為與西夏爭戰的主要手段,是隨著宋夏對抗的逐步升級才得以確立的。至道元年(995年),遂建鎮戎軍城(今固原市),咸平二年(999年),宋廷收縮防線,棄鎮戎軍不守,在原秦漢朝那古城址設立東山寨,修繕并加以利用。

  咸平六年(1003年),修筑彭陽城[32],隸鎮戎軍。城址座西面東,依山以建,屬土筑連山城,分山、川城兩部分。城墻有重疊的夯土層,夯土層厚2━17厘米不等,夯窩密集,直徑10厘米,歷代都有修葺和加固。整個城址修筑時多在外側取土,形成護城壕塹12米。山城呈等腰梯形,周長820米,殘高9━13米不等,基寬9.1、頂寬3米。兩腰筑有馬面。川城呈近長方形,南北長675米,東西寬210━270米。開東西兩門,上豎敵樓。城墻殘高10━13、基寬9.1、頂寬1.7米。城墻頂部有女墻殘存。城墻每隔100米左右筑一凸出墻外的馬面,馬面外出城墻6、寬4.5、高5.5米。近年在城內出土大量的遺物,有粗、細布紋磚瓦片建筑遺物,唐灰陶甕、宋瓷碟,唐開元通寶、宋銀及石獅等。同時出土《彭陽□□中新修石路記碑》一方,其史料價值彌足珍貴。2006年被區人民政府公布為區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宋天圣五年(1067年)置平安寨[33](今城陽鄉中學)。遺存的城址分南北兩座,相距40米。川城呈梯形,東北━西南長280米,北寬200、南寬220米。城墻破壞嚴重,殘高9、基寬8、頂寬1━2米,夯土層為7━13厘米。西南城角殘存一馬面,長40、寬35、外高9、內高6米。開東西城門,四周有護城壕,寬約10、深約2米。連山城呈不規則長方形,南北長320、東西寬160—200米。殘高9、基寬7、頂寬2米,夯土層10厘米。西城墻每隔約60米筑一馬面,內外各凸出城墻,長10、寬3米。東西開城門。山頂兩條并列的護城壕寬各15、深4米。兩城內出土的遺物有灰陶罐、素面灰陶片、琉璃瓦片等。1990年7月,兩城交界處的東城墻外側出土了70余枚北宋崇寧通寶、大觀通寶、政和通寶等鐵質錢幣。2006年被區人民政府公布為區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宋慶歷五年(1045年)筑城,置靖安寨[34](小岔鄉耳城村耳城組)。遺存的城址屬土筑連山城,依山而建,呈葫蘆形,俗呼耳朵城。殘存東城墻長1340米,西城墻1460米,殘高10—18、基寬8米。城址由下而上分做四段,第一段城墻長400米,第二段至第三段相距80米,第三段至第四段約40米,第四段到城址頂部相距25米,并有一圓形土筑望臺,原設敵臺上有建筑。城址內有豐富的文物遺存,各種殘陶片、布紋大瓦殘片遍地散布。同時還出土青釉宋瓷,釉陶三足香爐等。2006年被區人民政府公布為區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另外規模較大的堡、寨有馬崗堡、乾興寨、綏寧寨等并存有城址。

  北宋時期,彭陽境內的石刻資料更趨豐富,以傳統的碑刻、墓志為多,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民俗等諸多方面。如:宋代的《東山寨修城碑記》1982年出土于固原縣古城公社古城大隊(今古城鎮古城村),碑紫砂巖質,通高1.60、寬0.79、厚0.09米,圓首方座,邊緣四周線刻卷草紋。碑額正中小篆陰刻“東山寨修城記”。碑文楷體豎書陰刻,為東山寨酒稅康湛書,鄉貢進士□漸撰文。首行題:“東山寨□□□”。碑文殘損嚴重,字體漫漶不清,凡23行608字(現藏固原博物館)。記載了宋天圣年間(1023——1031年)增筑東山寨城(朝那古城)情況、宋與西夏軍事形勢及若干戰事等。為研究朝那古城地理沿革、宋夏關系史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彭陽城□□中新修石路記碑》,1992年出土于彭陽城址內,碑為紫砂巖質,呈長方體,長0.6、寬0.48、厚0.05米。碑面沿四周線刻方框,框內飾纏枝卷草紋。碑文記載了北宋早期彭陽城“倚山以建”其上樓臺亭榭林立,“居民廬舍層層參差,隱若圖畫”居民安居樂業,百業繁榮的可喜景象。同時敘述因忙于戰事,道路遭歷年雨水沖刷,以破損不堪。慶歷二年(1042年),西夏王李元昊欲取宋地關中,在天都山(今寧夏海原)點集廂軍10萬眾,分東、西兩路合攻鎮戎軍(今寧夏固原),東路犯彭陽城,對彭陽城破壞嚴重,建筑圮傾。供備庫副使鎮戎軍彭陽城寨主胡安戎臨治彭陽,“百廢修舉”,始筑盤山石路,大植樹木于西山,并常告誡畜主勿讓牲畜踐踏林木,保護森林植被,以防止水土流失,惠澤鄉里。《宋故董府君墓志銘》1986年7月出土于古城鎮古城村鹼溝門組北宋墓葬中。志石為黃細砂石質,呈長方形,長0.95、寬0.70、厚0.11米。邊沿四周線刻卷草紋。志額正中楷書陰刻“宋故董府君墓志銘”八個大字。志文豎書陰刻行體,筆法飄逸,圓潤秀美,功力遒勁。除左下角殘損12字外,其余基本完好。凡22行,滿行28字,共498字。志文記述了墓主董懷睿(1010—1089年),從家貧經商到成為一方富豪的經歷。贊揚他“性善好施,樂于助貧”的品德和他“治家有嚴,用愛必均”的長者風范,以及他“為人沉靜厚重,非善人長者不與之交”的操守,體現了他為人處事的倫理道德。志文“國朝元豐四年,興師靈武,每率軍須未聞少有難色”,是這方墓石的價值所在,他參與了這一重大宋夏戰爭。文字盡管簡略,是目前國內發現的有關宋夏靈武之戰的第一方墓石。除次之外2000年出土《王普墓志》和2005年出土宋代《仇氏賣地契》等碑刻。諸如此類,拾遺補缺,修訂正史,彌足珍貴,是難得的地方志史料,對研究地方社會文化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2010年7月在新集海子塬發掘宋墓1座,墓葬形制為豎穴土洞墓,平面呈長方形,南北向。由墓道、墓室構成,墓葬全長5.76米。墓道四壁面垂直,做工精細,墓道北壁由上到下刻有四組幾何紋飾,組與組之間用雙線隔斷,第一組兩邊四個×形紋飾,中間用◇菱形紋相套而成。第二組用豎條紋Ⅲ。第三組用Ⅴ三角紋套成。第四組紋飾和第二組相同。墓室兩壁內收和頂部相接呈半圓拱形頂,墓室東西兩壁由上到下刻有兩組紋飾,組與組之間用雙線隔斷,第一組用Ⅴ三角紋套成。第二組用八字形紋和豎條紋Ⅲ。葬式為單人仰身直肢葬,頭向北,面向西。葬具為一槨一棺,槨板內側有彩繪,東西兩側板各有三組花飾,南北檔板各有兩組花飾,花飾采用白、黑、橘紅三種顏色,應為梅花,白色圓點花瓣,黑色圓點花芯。出土器物有塔式罐、祥符元寶等錢幣。

  北宋時期,隨著佛教日益中國化,石窟造像一般都肅穆端莊,感情內向穩中,追求“超凡”、“絕塵”、“脫俗”的思想境界。這一時期開鑿的無量山石窟[35],融合了圓雕、浮雕、陰刻等多種雕鑿藝術手法。造像體形圓潤,線條流暢活潑,栩栩入生,尤其對衣褶、眼神等刻劃細致入微,創造出一種具有敦厚含蓄、優美健康的藝術形象,它為研究寧夏地區北宋時期佛、道融合與發展以及石窟雕鑿藝術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石窟分東西兩窟,相距200米。東窟窟頂呈穹隆形,進深0.8米。3尊主佛并排而坐,居中為釋迦牟尼,結跏趺坐于蓮花寶座上,面相清瘦,高肉髻,身著袈裟,右手伸二指指天,左手扶膝,嘴微動,做說法狀。在蓮花寶座的束腰處雕三力士雙手上摯,以示承托。居右為無量壽佛(阿彌陀佛),結跏趺坐于仰蓮座上,著袈裟,眼微閉,神情莊重肅穆,雙手相迭置于腿部,做禪定印。蓮花座束腰處雕兩頭相向而立的雄獅以承托。居左為彌勒佛,雙腿倚座,面相豐韻飽滿,闊鼻大耳,笑容可掬。著袈裟,兩耳垂肩,足踩分枝蓮花,雙手扶膝。在三尊主佛像左側4米處,為一道教護法神——北帝造像(無量祖師),高1.6米,右腿平放于圓臺上,左腿彎曲下垂,足踩形似翹首掙扎的蟒蛇。左手扶膝,右手呈握劍狀,怒目而視,神態威嚴。右側2米處有一未完成造像,高1米。其右下佇立一小像,頭已殘,殘高0.65米,為脅侍弟子。

  崖壁銘刻題紀兩處,一處文字漫漶,難以識讀,另一處豎陰刻文字三行,左刻“天圣十年”,右刻“張行□□”,中間一行模糊不清。從題紀可知,此窟開鑿于宋天圣十年(1032年),距今970年。西窟造像20尊,一線排列在距地面高0.9、長8.2米的石崖上,造像最高0.8、最低0.38米。造像內容為一佛二菩薩、十六羅漢、一供養人。保存較完整者有7尊,其余有不同程度的毀損,且均在頭部,輕者毀面,重則無頭。但造像姿態分明,衣褶清晰可辨。完整者有的閉目養神悠閑自得;有的手捧經卷,俯首誦經,形態各異。距地面約2.6米處有一題紀:“景祐二年四月十二日劉緒等公修羅漢人……”。由此可知,此窟開鑿于公元1035年,距今967年。 無量山石窟實為摩崖造像,但其具有石窟造像的特征,它仍屬石窟藝術的范疇。從無量山石窟未完成的多處造像分析,

  北宋時期,彭陽地處宋、夏對峙的前沿陣地,戰事頻繁,僧人或逃或亡,以致于無量山石窟未完成便草草作罷。僅管如此,它仍不失鑲嵌在寧夏南部山區藝術寶庫中一顆璀璨耀眼的明珠。1988年被自治區人民政府公布為區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六

  明清以降,彭陽的文物考古漸趨弱勢,僅于2010年在新集海子塬發掘隋唐墓地時清理清代墓葬2座,墓葬形制為豎穴土坑墓,平面呈長方形,單人仰身直肢葬式。出土器物有單耳黑釉罐、黑釉雙耳罐和“嘉慶通寶”錢幣等。明清雖墓葬發掘較少,但地面不可移動文物和傳世文物則大量遺存。坐落于馮莊鄉小灣村牛灣組的瓔珞寶塔[36],始建于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為仿木結構七層八角樓閣式空心磚塔,通高20米,由塔基、塔身、塔剎三部分組成。塔身第二層背壁正中嵌長方形石匾。中間雙陰線鐫刻橫書“瓔珞寶塔”,右豎刻“發心功德主張侃高氏”,左豎刻“嘉靖三十年二月初一日立”。 塔室采用厚壁空心式木構樓層結構,塔室內西面高約4米處設一佛龕。頂部的八面收分上雕琢“  (乾)、 (坤)、 (震)、 (巽)、 (坎)、 (離)、 (艮)、 (兌)”道教陰陽八卦圖。瓔珞寶塔是寧夏南部山區現存的唯一一座確有紀年的明代古塔,有較高的歷史、科學、藝術價值,它為研究明代儒、釋、道三教在我國西北地區的融合滲透及其演變情況,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1988年被自治區人民政府公布為區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另外,白陽鎮羅堡村發現的亭閣式石刻墓塔[37],比例協調,古樸典雅,別具風格,在寧夏尚屬首次發現。阿文陶香爐,屬固原境內首次發現的回族伊斯蘭文物,對研究本區域內回族歷史、習俗、信仰、書法藝術等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價值。清代乾隆二十六年狀元王杰行書中堂、左宗棠行書四條屏等書法為館藏文物中的精品。

  歷經二十多年文物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彭陽歷史文物從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明清時代的諸多古文化遺址、遺跡的發現,重要墓葬的發掘和絢麗器物的出土,見證了彭陽悠久的歷史,承載著厚重的彭陽歷史文化,展示了博大精深的區域文化,對深入了解彭陽歷史文化內涵,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它既是一部物化了彭陽發展史,也是源遠流長的彭陽歷史的重要見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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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彭陽縣文物管理所所長、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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