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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時期的固原暨文物考古與發現

時間:2018-11-09 16:58:24 來源:固原博物館館刊2012 作者:馮國富 瀏覽量:1513

  一、秦始皇時期的固原

  秦始皇時期,一掃春秋戰國諸雄割據局面統一六國,秦王朝建立后,在帝國的框架下,暢通無阻成為重要而迫切的需要,“車同軌”是帝國政令暢通的基礎之一。秦朝對今甘肅、寧夏的控制伴隨著秦朝郡縣制的確立而實施,這個界限已經超過了戰國時期秦國修筑的長城范圍。秦始皇在王朝安定之后,開始巡視各地,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巡視隴西(今甘肅臨洮南)、北地郡(今甘肅寧縣西北),出雞頭山(今寧夏六盤山),過回中宮(今陜西隴縣或寧夏涇源縣),后返回咸陽[1]。雖然,秦始皇的這次巡視并沒有走的很遠,但卻奠定了官方道路的基礎,這時的固原仍屬北地郡,郡仍治義渠(今甘肅寧縣西北)。固原地區置烏氏縣、朝那縣。另外,秦在北地郡的烏氏縣境設瓦亭關(今涇源縣大灣境),在朝那縣境設蕭關(今原州區東南)[2],成為長安防御西北的門戶。為加強邊防,秦朝在西北邊地修筑長城,設關障,同時置縣,通回中道,加強了對匈奴的防御。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始皇嬴政三十二年(前215年),派大將蒙恬率三十萬大軍北伐匈奴,收河南地(今內蒙古河套一帶)。三十三年(前214年),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內蒙古巴彥淖爾盟境內)、陰山、北假中(今內蒙古河套以北,陰山以南),筑亭障以逐戎人[3]。廣闊的河套平原被稱之為“新秦中”,此地空曠少民,徙民實之[4]。蒙恬筑長城之時,將戰國時秦、趙、燕三國北部長城修筑連接,東起遼東,西至臨洮萬余里,這便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萬里長城。同時,自蘭州至白道嶺(今名“蜈蚣壩”,呼和浩特市北17公里處),武州(今山西左云至大同市西),利用黃河天塹,沿黃河置塞,臨河筑城四十四座,屯兵駐守。構成了衛護秦王朝的西、北部邊疆,防御匈奴騎兵南下的一道屏障。秦始皇開通道路,設置郡縣,移民實邊,經過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帝國的西北邊疆獲得了鞏固,尤其是秦人開辟的道路,成為后來漢唐官方釋道的基礎,當然也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史記·匈奴列傳》、《史記·大宛列傳》記,西漢時期,不僅修繕了秦長城,而且隨著地域的逐步擴大新筑長城,(武帝時又新筑了河西走廊以西的長城)。從文帝到宣帝(百余年間),修成了一條西起大宛貳師城(今吉爾吉斯坦西南部馬爾哈馬特),東至黑龍江北岸,全長達到二萬余里,是歷史上修筑長城最長的一個朝代。修筑長城工程規模的宏大,遠在秦始皇長城之上。漢朝花如此大力修筑長城,除了軍事上的防御之外,漢長城的西部還起著開發西域屯田、保護通往中亞的交通大道“絲綢之路”的作用,古絲綢之路有一半的路程就沿著這條長城通行。

  二、兩漢時期的固原

  1.西漢時期:絲綢之路的鑿空,將長安和羅馬之間傳遞式連接在了一起,開辟了中國與亞、歐、非大陸交往的陸路通道,有力地促進了東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在固原設置安定郡,修筑高平城,奠定了固原在西部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地位以及文化中心。

  西漢初期,帝國實行郡國制。固原地區仍屬北地郡。武帝前七十余年間,西北邊疆并不穩固,北方少數民族匈奴不斷南侵,騷擾中原地區,固原為匈奴人南下的重要通道之一。據《史記·匈奴列傳》載,漢文帝劉恒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冬,匈奴單于率十四萬騎兵由河套直下攻入朝那(今彭陽縣古城鎮)蕭關,北地郡都蔚孫卬及其將士血灑疆場,匈奴兵進至彭陽,焚燒了回中宮。漢文帝遂發車騎前往擊胡迎敵,然而匈奴人并不愿意正面作戰。據史載“單于留塞內月余乃去,漢遂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5]。實際上是匈奴人主動撤退,漢軍才得以防守長城。另據《史記·孝文本紀》載,“匈奴謀入邊冠,攻朝那塞, 殺北地郡都蔚卬”。另外,關于漢蕭關的具體位置,史書記載不詳,學界有多種觀點,(有瓦亭說、古城說、下青石說、開城說、什里說),羅豐同志認為,朝那塞就是蕭關,后者是前者的別稱,此后蕭關著名[6]。(蕭關,關中四關之一,關中者四關之中)是漢都長安通往塞北的重要關隘,在漢與匈奴的分界線上。公元前二世紀,漢王朝的勢力逐漸強盛,漢武帝動用國家力量打通西域,開拓絲綢之路,并且建郡設關,加強維護。武帝具有雄才大略,對匈奴人采取了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曾派大將衛青、霍去病等先后幾年驅逐了今寧夏、內蒙古中部、西部及甘肅河西走廊的匈奴勢力,這對“絲綢之路”交通的正式開辟和穩定,具有重大意義。為了穩定北邊,加強西北邊防,元鼎三年(前114年),從北地郡(治馬嶺,今甘肅環縣東南)析出設置安定郡,郡治高平(今固原),轄21縣。今寧夏同心縣以南的寧夏固原市大部(有高平、烏氏、朝那、月支道等縣),還包括今甘肅省靖遠縣、會寧縣和平涼市所屬各縣,均是該郡的管轄范圍。高平城出現,內城從此開始修筑,高平城的筑造,奠定了固原城池建制的初期格局,成為固原古城發展史上的第一個里程碑。據《漢書·武帝紀》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十月,越隴山,登崆峒,出蕭關,首次巡視安定郡,檢查防御,史學家司馬遷隨從巡視。此后,漢武帝本人先后數次西巡西北,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所謂的“通回中道”,也提到了蕭關“元封四年(前107年)東十月,行幸雍,祠五疇,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通治于長安也”[7] 。武帝巡視邊防,免高平、朝那縣本年租稅。此后,武帝于同年(前107年)下令辟通回中道,是起自西漢首都—長安,北出蕭關通往安定郡治—高平(今原州區)的交通大道。其走向應該是今固原至西安之道路,它對以后長安—涼州“絲綢之路”東段北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礎[8]。秦漢官方釋道的確立,都與幾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有關聯,促進了交通要道驛、傳建制的完善。

  除此之外,漢武帝分別在:太初元年(前104年)八月,武帝行巡安定郡;太始四年(前93年)十二月,武帝巡視安定、北地郡;征和三年(前90年)正月,武帝行巡安定郡;后元元年(前88年)正月,漢武帝又行巡安定郡等地。武帝從元鼎五年(前112年)到后元元年(前88年),24年間,先后六巡安定,幾出蕭關,視察邊備。

  2.東漢時期:由于北方羌族起義軍勢力達河東、河內一帶,安定郡幾經遷移,更始元年(公元23年),隴西豪強隗囂趁天下大亂之際,起兵占領隴西、天水、安定、武都等四郡,割據西部。建武八年(公元32年)閏四月,光武帝劉秀統大軍西征隗囂至高平,并大會河西五太守,分數路攻隴。牛邯等大將13人、士卒10余降漢。建武十年(公元34年)掃平了割據,使險固的“高平第一城”(因城池險固,號“第一城”)威名遠播。漢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安定郡移至寄理(今武功美陽古城)”[9]。獻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安定郡遷至臨經(今甘肅鎮原縣),屬今固原地區的有高平第一城、烏氏、朝那等縣地[10]。

  三、絲路重鎮“高平第一城”

  固原古城是一座在軍事思想指導下完成的政治、軍事要塞,在我國軍事工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絲綢之路”上著名的城市遺址,也是絲路途經寧夏城鎮興衰發展的歷史見證,更是固原悠久歷史和深厚文化底蘊的載體。內城始建于西漢,有“高平第一城”之稱。外城為北周武帝天和四年(公元569年)正月開始新筑,這次修筑,承前啟后,擴大了城池規模,原城址作為內城,奠定了唐宋以前原州城的格局。內城墻體周長九里三分,高三丈五尺,頂寬二丈二尺,底寬三丈八尺;外城墻體周長十三里七分,高三丈六尺。唐、宋、金各代均增修。到了明代,固原為明王朝設的邊防九鎮之一,又是延綏、甘肅、寧夏、固原四鎮總督駐地,城防也大為加強。城池新一輪大規模修筑,從弘治十五年(1502年)起至萬歷三年(1575年)間,固原城前后修筑數次,由開始的擴建修筑,(又增筑了角樓、鋪房、炮臺、水溝、車道及城墻頂部外沿),到最后的定型磚包,經歷過三個階段。據宣統元年(1909年)《新修固原直隸州志》陳明猷標點本《宣統固原州志》記:“固原州城:北周時筑之,明景泰時重修,成化時增設堞樓,弘治時挑成壕塹。萬歷三年,總督石茂華以土筑不能垂遠,乃甃以磚”。“內城:周圍九里三分,高三丈五尺,垛口一千四十六座,炮臺一十八座。外城:周圍一十三里七分,高三丈六尺,垛口一千五百七十三座,炮臺三十一座,壕深、闊各二丈。”共有城門十道:“東城:三道,萬歷時建。有名者二:曰安邊,曰保寧。南城:四道,萬歷時建。有名者二:曰鎮秦,曰興德。西城:二道,萬歷時建。有名者一:曰威遠。北城:一道,萬歷時建。曰靖朔。同治兵亂后封閉”[11]。清代康熙庚寅、乾隆己卯、嘉慶辛未、光緒丙午年間均增補修。最終形成了內外兩重城墻,平面呈“回”字形的建制格局。在中國為首例,在世界建城史上獨一無二。

  另據1986年征集于固原縣(今原州區)城關,清嘉慶十五年(1810年),那彥成撰并書《重修固原州城碑記》:“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督御史,總督陜甘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管巡撫事兼理茶馬那彥成撰并書”[12]。

  蘭郡迤東,形勢莫如隴;隴之險莫若六盤。六盤當隴道之沖,蜿蜒而北折,有堅城焉,是為固原州治。州本漢高平地,即史所稱“高平第一”者也。北魏于此置原州,以其地險固,因名固原。城建自宋咸平中。明景泰三年重筑,疑就”高平第一”舊址為之。今年遠不可考,然觀其城內外二重,內周九里,外周十三里許,規模宏闊,甲于他郡。國初特設重鎮。康熙庚寅,乾隆己卯,修葺者再。歲久日傾圮,有司屢議修而未果。

  嘉慶庚午,余奉命再蒞總制任。甫下車,有司復以請。時州苦亢旱,民艱于食,余方得請賑貸兼施,為之焦思彷徨。頒章程,剔賑弊,俾饑民沾實惠,顧敢用民力修作致重困。既而思之,城工事固不可緩,且來歲青黃不接時,民食仍未足,奈何?莫若以工代賑,為一舉兩得計。會皋蘭亦給賑,情形相同,因并縷陳其狀以聞,得旨如所請。行已,乃遴員董工役,相度版筑。以十六年閏三月興工,次年秋工竣。計是役募夫近萬人,用帑五萬余金,民樂受雇而勤于役。向之傾者整,圮者新,垣墉屹然,完固如初。

  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拆除,如今原州區西湖公園存有內城墻體西南角一段;太平巷與市醫院之間的內城墻體西北角一段;外城墻體西北角一段,還有零散的殘壁斷垣。現存古建筑遺跡有:文瀾閣、城隍廟、財神樓等,還有遺留下的北宋靖康鐵鐘、鐵抱銅的小獅子、石刻、碑志等遺物以及古城內外文物考古的重要發現。

  固原古城的形成,是悠久歷史發展的產物,固原的歷史又始終與軍事相伴。自西漢武帝元鼎三年始筑至明清等朝代,歷經兩千多年漫長歲月逐漸修筑、完善以及不斷維護與增筑,城池逐步趨于完備,使這座形制獨特、規模宏大、蔚為壯觀的磚包城屹立于清水河畔,雄踞塞外,享譽北方,也彰顯了人類的創造精神。

  古往今來,歷代政治家和軍事家都把軍事地理視為作戰決策的重要依據,一切作戰行動都必須研究和利用地形。軍事地理主要指軍事活動賴以存在并能給軍事活動以影響的地理環境條件,主要由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兩大部分組成。而地處絲綢之路東段北道上的寧夏固原地區,是古代中國長安(今西安)通向西域的交通要道。在冷兵器戰爭時代,固原因其優越的軍事地理位置,一直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稱“據八郡之肩背,綰三鎮之要膂”,“左控五原,右帶蘭會,黃流繞北,崆峒阻南,稱為形勝”[13]。自古以來就是西北邊陲軍事要塞,兵家必爭之地,戰爭頻繁,軍事特征顯著,亦是絲路東西方交往的主干道和最活躍的地區之一。絲綢之路的開拓與發展、東西方文化的交融與碰撞,在這里留下了璀璨瑰麗的歷史文化藝術珍品,呈現出了古代文明的輝煌。

  四、秦漢遺址以及文物考古與發現

  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我區文物工作者多次的考古調查,尤其全國第二、第三次文物普查以及配合各項基本建設調查鉆探,在本市范圍內發現如果家山秦漢遺址、水溝秦漢遺址、小河灣秦漢遺址等多處秦漢遺址。文物考古工作者還先后在原州區城關、清河鎮(北塬)、開城鎮(南塬)、九龍山、頭營鎮陳家洼;彭陽縣古城鎮漢墓群;西吉縣將臺鄉(漢墓群)等地發掘漢代墓葬幾十座,出土有金花飾、金條飾、鎏金搖錢樹及銅鍾、鈁、盆、盤、勺、熏爐、弩機、鏃、劍、矛、戈、帶鉤、銅鏡、錢幣等銅器,黃、綠釉陶灶、倉、壺、奩、博山爐、井、屋、牛、狗、灰陶磚、空心磚、瓦、瓦當、水管(圓形、五角形)漏斗等陶器及各類質地文物近千件。其中,青銅搖錢樹填補了寧夏考古史的空白,也豐富了我區漢****古內容。

  果家山秦漢遺址:位于涇源縣香水鎮車楊村北2公里果家山坡上,占地面積30萬平方米。文化層厚0.2—2.5米,地下有鋪地磚等遺跡。征集有秦代夔紋大半瓦當、漢代陶制圓排水管、大板瓦、筒瓦、方磚、大陶甕、鐵釜、漢五銖等。地面還散布有大量磚、瓦殘片。疑為秦、漢代回中宮遺址[14]。

  水溝秦漢遺址:位于涇源縣香水鎮水溝村西北1公里,占地面積約3萬平方米。地面散布有繩紋板瓦、筒瓦、云紋瓦當等。近年采集有灰陶罐、鐵燈、鐵釜及半兩、五銖、錢幣以及銅弩機殘件、泥質灰陶排水管等[15]。

  小河灣秦漢遺址:位于彭陽縣新集鄉下馬洼村西100米處。2009年7月,為配合西氣東輸二線工程,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彭陽縣文物管理所聯合對新集鄉小河灣遺址,進行了為期5個月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初步表明,該地點是一處規模較大的戰國中晚期至西漢中期重要的聚落遺址,面積約50萬平方米,文化層厚約1.3米。經過小面積的發掘,發現了多處遺跡,其中包括房址、壕溝、道路、水井、陶窯、灰坑和4座墓葬。出土器物以陶器為主,主要有袋狀鏟足分檔陶鬲、平檔鬲、甕、釜、罐、盆以及建筑材料云紋瓦當、繩紋大板瓦等;鐵器主要以生產工具為主,有鐵鍤、犁鏵、斧、削等。11月26日,國家文物局組織專家對遺址進行了考察、論證,小河灣遺址是目前國內發現的為數不多的保存較好的大遺址。出土的袋狀鏟足分襠陶鬲及方形、長方形灰坑和較多動物碎骨等文物與西戎文化有一定關系,但該遺址秦文化的特征較為明顯,如秦式陶釜、平襠鬲、罐、盆等陶器,鐵制的各種生產、生活工具等均是秦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16]。

  古城北山漢墓群:位于彭陽縣古城鎮北山上,占地面積約10萬平方米,現存墓冢9座。1983年寧夏博物館與固原縣文物站(現寧夏固原博物館)聯合發掘墓葬1座。墓葬形制為斜坡墓道的磚砌多室墓,由封土、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和耳室組成。出土器物主要有黃釉陶倉、綠釉陶井,陶狗、陶雞以及銅刀、骨管、五銖錢幣等[17]。該墓為合葬墓,因被盜擾,葬式不明,為東漢早期。1997年10月,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工作站與彭陽縣文物管理所發掘清理墓葬3座,由于早年被盜,無出土器物,但墓葬的形制與1983年發掘的墓葬基本相同。從其墓葬的規模和出土的器物分析,此處應為貴族墓地,為研究以及確定漢朝那縣址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另外,在此之前還零星出土有以下器物。

  1、西漢“錯金銀銅羊”:1974年出土于彭陽古城鎮簡溝門村(國家一級文物,現藏寧夏博物館),高6.2厘米,長8.5厘米,寬6.4厘米,重665克。此銅羊臥地回首。從羊的鼻粱經背部脊梁至尾端嵌入金絲線,羊身兩側用細如發絲金銀線鑲嵌成彎曲的毛狀圖案,整個羊身花紋如同毛狀,金光銀彩交相輝映,生氣盎然。

  2、朝那銘文鼎:1979年8月出土于今彭陽縣古城鎮城內(國家一級文物,現藏寧夏固原博物館),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此鼎出土時無蓋,通高23厘米,口徑17.5厘米,附立耳高7厘米,腹徑23.5厘米,腹深13.2厘米。素面,斂口,耳下腹部飾凸弦紋一周,三馬蹄足,高9.2厘米,上腹一周陰刻有銘文三段:第一段:“第廿九五年 朝那 容二斗二升重十二斤四兩”;第二段:“今(?)二斗一升 烏氏”;第三段:“今二斗一升 十一斤十五兩”[18]。三段銘文從內容、文字結構看,應是三次所刻。學界有人認為“第廿九”,應是鑄鼎編號,“五年”應是鑄鼎的紀年。也有人認為“第廿九,五年”均屬此鼎鑄造紀年,是指漢武帝登基第二十九年,也就是元鼎五年(前112年)。筆者認同后者觀點。經實測,鼎身重量為2900克,容積為4200毫升。根據器物形制以及銘文、字體看,應屬西漢早期。據研究考證,漢之朝那縣治,即今彭陽縣古城鎮。

  銅鼎早在我國奴隸制社會時期,被看作是等級制度和權力的象征,以明尊卑、別貴賤、序長幼、分主臣。到了秦漢以后,鼎的用途漸廣,根據鼎上銘文,其中有的作為量器。后代用于寺廟作香爐用。如1968年出土于原州頭營鄉平樂村的戰國秦銘文銅鼎,通高17厘米,口徑15.1厘米。圓腹、蹄足、附耳,鼎蓋已失。鼎腹部口沿處鏨刻“咸陽一斗三升”六字銘文,實測為2500毫升。從器形和銘文看,應為秦國統一前文物,屬考古發現秦量器中最小的一種。

  總之,朝那鼎的出土與鼎上的三段銘文充分說明,此鼎是當時不同時期的計量容器。應為西漢早期朝那縣的標準計量容器,后移至烏氏縣作為標準量器。它更進一步證實了今之彭陽縣古城鎮為西漢時期朝那縣治所在地。鼎上三段銘文不但記錄了西漢初年當地行政區劃的變更情況,也為研究秦漢量制變化以及朝那、烏氏古址的確定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3、伏波將軍章:漢代銅官印,1975年出土于彭陽白陽鎮崾峴村。正方形,邊長2.3厘米,厚1.3厘米,通高3厘米。印文陰刻篆字“伏波將軍印”。(現藏寧夏博物館)

  4、銘文弩機:弩機,中國古代兵器弩的機件。弩是古代利用機械力量射箭的弓,弩機就是裝置在弩的木臂的后部的機械。漢代弩機近年在原州、西吉、彭陽、隆德等區(縣)的漢代墓葬中多有出土,其中有銘文的兩件。1980年出土于原州區開城鎮(固原縣南郊鄉)的這件銘文弩機,廊長12.5厘米,寬3.1厘米,望山長高13厘米。弩機上陰刻有銘文三段:第一段銘文為:“四石中尚方監作”;第二段銘文為:“延平元年□□詔書,造四石機郭工界,仲令磬丞選□,軼央□尚方令守,虎賁猛別監作”;第三段銘文為“文廠十九”[19]。

  第一段銘文是指這件弩機是由尚方監制造的。尚方為官署名,秦置,到漢末分為中、左、右三上方。屬少府,主造皇室所用刀劍等兵器及玩器物。主管有令及丞。東漢魏晉沿置。到唐代設中、左、右三尚置,各置令及丞,明以后未設。《漢書·朱云傳》:“臣原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得其余。”

  第二段銘文中的延平元年(106年)為漢殤帝劉隆的年號,他在位只有一年。虎賁,在這里作官名講,是指皇宮中衛戍部隊的將領(也作勇士之稱)。《周禮》下官之屬有虎賁氏。漢有虎賁中郎將、虎賁郎,歷代沿用至唐廢。這段銘文是說由某某奉旨下詔,造四石機(弩機),由仲令、磬丞、虎賁等官員監督制作。

  第三段銘文,應是制造這批兵器的順序編號。

  據《漢書百官表》載,“兩漢時,官府工業多屬少府、水衡或太仆、大司農。但在西漢時,少府下屬的工業機關有:“考工官、左右司空、東織西織車園……。尚方屬采金銀珠寶之官”。從上述弩機銘文可以看出,在東漢時期,由于階級矛盾非常激烈,從中央到地方對于武器的制造控制得非常嚴格。這件銘文弩機原件現調中國國家博物館,為國家一級文物。仿制品現藏寧夏固原博物館。

  5、錯金刀幣(2件):新莽貨幣,1983年出土于固原城原州區防疫站工地漢墓。西漢居攝二年(7年),王莽實行貨幣改制,新鑄“一刀平五千”貨幣,刀通長7.4厘米,寬3厘米,厚0.4厘米,重50克。“一刀平五千”五字用黃金嵌入銅內,俗稱金錯刀。

  6、五角形陶水管:1978年出土于固原內城南城墻下,共2件,分別長為38.5厘米,底寬33厘米,壁厚3.5厘米,橫斷剖面,呈兩面坡房屋山墻狀。

  7、圓筒形陶水管:1975年出土于固原城二中院內,共2件。一件為直筒形管,長57厘米,大口徑25厘米,小口徑19厘米;另一件為彎頭管,大口徑24厘米,小口徑17厘米,壁厚1厘米。兩件相套呈曲尺形。

  8、云紋瓦當:1982年7月出土于固原城南(市水電局西),直徑15.6厘米。中心飾圓點紋,云紋飾于分隔成四個等份的扇形界格,外區飾以方格網紋。陶質堅硬,呈青灰色。

  9、板瓦:固原城出土,形制宏大。長51.4厘米,寬39厘米,厚1.4厘米。半筒形,背面飾粗繩紋,正面飾布紋。

  10、筒瓦:固原城出土,長47厘米,寬34厘米,厚2厘米。半筒形,瓦前端有凹下接頭,背面飾粗繩紋,正面飾布紋,造型規整宏大。

  九龍山西漢墓:1983年發掘有兩座,墓葬位于九龍山半山坡,均為斜坡墓道長方形單室磚墓。出土有金花飾、金飾件以及彩繪陶壺等器物。2003年發掘一座,為豎穴土坑木槨墓。出土銅博山爐、帶鉤、玉龍、琉璃小瓶等。

  九龍山彈藥庫西漢墓:1990年原州區文物管理所搶救清理,墓葬位于固原縣南郊鄉九龍山下(清水河西側)彈藥庫院內。為斜坡墓道土洞墓,出土銅鏡、鎏金銅盆、陶罐、五銖錢幣。

  上飲河漢墓:1988年發掘,墓葬位于固原縣清河鎮上飲河村。該墓由穿斗式闕樓、甬道、前室、后室、右耳室五部分組成。前室呈正方形,墓頂窿形,二棺合葬,呈仰身直肢葬。隨葬品43件,為銅鏡、陶罐骨笄、串珠等。

  城郊村漢墓:位于炭山煤礦家屬樓工地。2000年6月原州區文物管理所搶救清理,為斜坡墓道單室磚葬。出土玉帶扣、石刀、琉璃耳瑱、五銖錢幣。

  南塬漢墓:位于強力燃氣公司院內。2004年5月18日原州區文物管理所搶救清理,墓室為斜坡墓道土洞墓,墓室長2米,寬70厘米,出土銅鏡1面,銅飾件、五銖。

  南塬漢墓:位于原州區種子公司工地。2005年8月原州區文物管理搶救清理有2座,M1為斜坡墓道單室磚墓,由墓道、封門、甬道、墓室組成。出土陶罐、壺、灶、勺、耳杯、倉、雞、豬、狗、銅鏡。M2為斜坡墓道磚砌多室墓,由墓道、封門、甬道、前室、北耳室、后室組成,雙人合葬,人骨保存完好。出土陶罐、壺、甕、倉、灶、魁、缽、盆、案、盤、耳杯、豬、狗、雞、銅鏡等器物38件。

  固原博物館漢墓群:位于城區固原博物館院內。1999年3月固原博物館發現清理有5座。M1是一座方形豎穴坑木槨墓,出土銅鏡、木梳、陶灶、陶壺、鎏金棺花飾件。M2是一座長方形磚券單室墓,出土陶罐、壺、灶、五銖錢幣,為東漢早期。M3是一座土坑豎穴木槨墓,墓室呈東西向長方形。出土銅鐘、銅鈁、銅盤、銅盆、陶罐、五銖等。M4是一座長方形豎井式土洞墓,人骨架只保留頭骨1個,出土銅鏡、陶罐、灶。為西漢后期至王莽時期。M5是一座土坑豎穴木槨基,出土陶罐、銅鐘、銅盆、銅勺、銅博山爐等。

  市科技局漢墓:位于城區市科技局院內。1987年修建科技局辦公樓時發現2座漢墓,原州區文物管理所清理。此墓由墓道、單室組成。長方形磚砌封門,出土陶壺、罐、侖、銅鏡、五銖錢幣。

  固原二中漢墓群:位于城區固原二中院內。1990年原州區文物管理所清理有漢墓6座。均為斜坡墓道長方形單室磚墓,出土陶灶、罐、壺、黃釉博山爐蓋、陶倉、五銖錢幣等。

  固原南關街漢墓群:位于現加油站斜坡北側人行道。1985年發掘1座,長方形墓道單室磚墓,出土陶罐、灶、壺、侖、銅鏡。2000年3月原州區文物管理所搶救清理1座,為長方形土洞墓,共出土陶壺、罐、灶、侖、銅、釜、勺43件,其中8件有彩繪。

  中山街北街東漢墓:位于寧夏四建公司商品樓工地。2001年11月5日原州區文物管理所搶救清理,為斜坡墓道磚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組成。人骨架散亂,只出土4枚五株錢幣。

  文化西街漢墓群:位于原州區婦聯綜合樓基建工地。2002年4月1日原州區文物管理所搶救清理。M1為斜坡墓道磚砌單室墓,1具尸骨散亂,出土五銖錢幣3枚、貨泉1枚。M2為斜坡墓道磚砌多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東耳室、后室組成。人骨散亂,出土陶罐、倉、灶、盤口罐。M3為斜坡墓道單室磚墓,由墓道、甬道、長方形墓室組成。人骨散亂,出土五銖錢幣3枚,貨泉2枚。M4為斜坡墓道磚砌單室墓,由墓道、甬道、長方形墓室組成,人骨1具散亂,出土陶灶1件。M5為斜坡墓道磚砌單室墓,由墓道、甬道、長方形墓室組成。人骨散亂,出土陶罐2件,耳瑱1件。

  西關街漢墓:位于城區市設計院北側50米。1993年修建綜合樓發現6座漢墓,均為斜坡墓道磚砌單室墓(沒有清理)。出土陶罐、壺、灶、侖、銅鏡、五銖錢幣。

  清河機械廠漢墓:位于清河廠家屬樓工地。1985年發現1座東漢墓。由墓道、封門、甬道、前室、后室組成。出土陶罐、獸形陶尊、灶、五銖錢幣。

  西關街漢墓:位于城區武警支隊院內。2000年7月原州區文物管理所搶救清理。為斜坡墓道磚室墓、出土琉璃蟬、耳瑱、大泉五十、貨泉等錢幣。

  南塬漢墓群:位于王洼煤礦家屬樓工地。2003年3月原州區文物管理所搶救清理2座墓葬。M1為大型磚室合葬墓,由斜坡墓道、前室、耳室、后室組成。出土鉛俑、帶扣、陶罐、燈座等。M2為穹窿頂單室磚砌合葬墓,出土有陶瓶、陶簪、銀耳環。

  北塬清河鎮教委漢墓:位于教委基建工地。2000年3月原州區文物管理所搶救清理,為斜坡墓道單室磚墓。出土陶灶、罐、貨泉32枚、貨布2枚。

  北塬漢墓:位于城北塬七小南側。2000年9月原州區文物管理所搶救清理。由墓道、甬道、前室、南北耳室、后室組成多室墓。出土有鎦金青銅搖錢樹、銅鏡、銅削、帶鉤、龍首軛飾、蓋弓帽;綠釉陶器有:猴子頂燈、牛、房屋、壺、罐、井、燈等,素陶有:奴仆俑、耳杯;琉璃耳瑱,共計57件,錢幣194枚。

  鎦金青銅搖錢樹: 2000年9月寧夏固原縣城北塬漢墓出土。青銅質。重2440克,十字座,主桿管狀,上部飾一朱雀高32厘米,葉片分兩種類型,方形葉10件,分別長為20厘米,寬12厘米,鏤孔形,上飾人物有西王母、五銖錢幣等。長條形枝葉3片,每片長30厘米,寬10厘米,葉扁平,呈樹葉形,上方飾人物有騎馬擊鼓舞、雜技等;下方飾五銖錢幣,錢幣之間飾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以及猴子等。(現藏原州區文物管理所)

  北苑小區漢墓群:位于北苑小區房產局家屬樓。2001年10月原州區文物管理所搶救清理4座漢墓, M1由墓道、甬道、前室、耳室、后室組成。出土銅牌飾、五銖、貨泉。M2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組成。2具人骨架散亂在前室和后室,另一具人骨較完整,可能是盜墓者。只出土陶罐1件。M3為斜坡墓道磚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西耳室組成。兩具人骨散亂,另一具在甬道邊。出土銅鏡、弩機、銅刀、陶灶、罐、五銖錢幣。M4為斜坡墓道磚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組成。兩具人骨位于前室,出土陶罐、銅鏡2件。

  北塬漢墓:位于郵政大樓東側500米。2001年5月25日原州區文物管理所搶救清理。斜坡墓道磚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北耳室組成。出土陶罐1件,綠釉陶壺殘片。

  北塬漢墓:位于正翔公司鍋爐房工地。2003年6月原州區文物管理所搶救清理2座漢墓。M1斜坡墓道磚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組成。1具尸骨散亂,出土陶罐、盆、鐵釜5件。M2斜坡墓道磚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組成。3具人骨較散亂,出土陶罐5件。耳瑱4件、銅環1件、石片1件、錢幣128枚。

  看守所漢墓:位于看守所院內。2005年6月原州區文物管理所搶救清理。為斜坡墓道單室磚墓,由墓道、甬道、墓室組成。雙人合葬,尸骨保存完好。出土陶罐、灶、壺、倉、銅鏡、五銖錢幣。

  東海園區漢墓:位于東海園區內東側。2005年4月原州區文物管理所搶救清理3座漢墓。M1為斜坡墓道磚室墓,由墓道、封門、甬道、前室、北耳室、后室組成。后室1具人骨保存完整,仰身直肢葬,出土有銅鏡、陶罐、灶、倉、五銖。M2為斜坡墓道磚室墓。由墓道、封門、甬道、前室、后室組成。人骨散亂,出土五銖3枚。M3為斜坡墓道磚室墓,由墓道、封門、甬道、前室、南北耳室,后室組成。人骨散亂,出土五銖2枚。

  陳家洼漢墓群:墓葬位于原州區頭營鎮二營陳家洼村。1991年發掘有3座,均為長方形單室磚墓。其中M3由墓道、前室、耳室、后室組成,出土陶罐、綠釉陶器、壺、耳杯、餐盤、奩、銅匙、手鐲、琉璃鎮、五銖錢。

  固原境內大量漢代墓葬群的發現以及出土文物,對當時這一地區先民們的經濟發展、生活習俗等各個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實物資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這一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概況。

  參考文獻:

  [1] 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卷6載。

  [2]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58 59,固原州引元代《開成志》。

  [3] 司馬遷:《史記·匈奴列傳 》卷110, 中華書局點校本。

  [4] 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卷6載。魯人勇:《新秦中地望考》,《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

  [5] 司馬遷:《史記·匈奴列傳 》卷110( 2901頁), 中華書局點校本。

  [6]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絲綢之路上的考古、宗教與歷史》,羅豐:《絲綢之路與漢唐釋道—以甘肅寧夏為中心》,文物出版社,2011年8月。

  [7] 班超:《漢書·武帝紀》卷6載。

  [8]魯人勇:《塞上絲路》,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

  [9]《太平寰宇記·關西道》卷32。

  [10]《后漢書·郡國志》卷23 。

  [11] 固原地區地方志辦公室編:〈陳明猷標點〉,《宣統固原州志》, 陜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

  [12] 寧夏固原博物館編:《固原歷代碑刻選編》,寧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

  [13]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58 59,固原州引元代《開成志》。

  [14][15] [16] 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寧夏回族自治區分冊》, 文物出版社出版,2010年11月。

  [17]張寧夫:《固原縣漢墓》,《中國考古學年鑒·1984年》,文物出版社,1984年。寧夏固原博物館:《寧夏固原漢墓發掘簡報》,《華夏考古》,1995年第2期。

  [18] 韓孔樂、武殿卿:《寧夏固原發現漢初銅鼎》,《文物》,1982年第12期; 在寧夏固原博物館二十周年館慶(2004年9月)之時,由自治區人民政府監制,馬啟智主席撰文,河北曲陽鑄造,直徑4.6米,高3.68米,重6.8噸的“朝那鼎”仿制品“民族團結寶鼎”現立于寧夏固原博物館門前。

  [19] 寧夏固原博物館編著:《固原歷史文物》121頁,科學出版社,2004年8月。

  作者系寧夏固原博物館研究員、寧夏師范學院固原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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